，但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中原局对安徽的土地改革及社会变革提出了批评之余，党中央政治局也正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就是让陈独秀继续回北京教书，然后调辽宁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榕南下，把南方局从上海迁移到安徽，然后重新整理南方各省的各项事务。

    在此种情况下，陈独秀接受了张国焘等学生的意见，在离开之前至少要先洗刷六安暴动和自己的关系。六安事件只能是土匪攻城，而不是什么农民对于土地改革不满的暴动，否则不仅他在安徽的革命理论实践失败，就连他们提出的理论都要被视为一种完全错误的革命理论了。

    革命实践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，要是革命理论被论证是错误的，那么就连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陈独秀现在并不代表自己，在他身后还有着许多同志的支持呢，他总不能让身后的这些同志也跟着他一起背上这口黑锅吧。共和党可不是组织涣散的国民党，偏离了党的路线的同志是很难再回到党的政治中心去的。

    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，张国焘就完成了王亚樵的拜托，虽然政治保卫局有着强大的力量，但是没有得到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同意，他们就不能自行做出决定，至于夏阳是挂着党的中央委员的头衔，他是可以用党的中央委员的名义行使政治保卫局的权力的，但也要对中央委员会进行预先的报告。

    不过张国焘并不满足于此，王亚樵能做的也就是澄清六安事件并不是什么农民暴动，再抓捕几个和土匪勾结的安徽官员而已，陈独秀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在安徽依旧毫无成绩可言，在张榕南下和陈独秀交接之前，他需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成绩，以表明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被安徽的土豪劣绅所愚弄。

    因此，在王亚樵控制了驻扎合肥郊外的一支安徽本地军队后，张国焘就立刻从蚌埠赶了过来，他要利用这支安徽本地的军队发起一次真正的革命肃反行动。当前安徽的军政权力，理论上都归安徽革命委员会，因此他以革命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赶来，自然是可以对于这支安徽本地武装进行调动的。

    在军营里，张国焘对着台下的上千陌生士兵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胆怯的意思，不仅仅在于这些士兵被解除了武装，看起来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也在于他从小就经历过不少暴动的场面，胆子自然也就大了许多。

    1906年江西洪江会暴动，他还只是个小学生，为了逃离县城和两名同学结伴走去了乡里，差点就被暴动的会党试了刀。1911年辛亥革命，他也经历过，并主动联合族内的年轻人剪去了鞭子。

    1916年投考北大之前，张国焘在上海就同革命党人有过接触，更是熟悉了那种无所畏惧的革命者性格。因此在他看来，面前的千余被缴械士兵根本算不得什么威胁，想想吴川主席当初单枪匹马回国，在东北掀起的大革命，他就忍不住心向往之，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家风范。

    因此台下的这千余士兵，并不是什么敌人，而是有待他去唤醒的革命同路人，站在军营操场上的点将台，张国焘就着扩音器向着士兵们说道：“士兵同志们，我叫张国焘，是受安徽革命委员会主席陈独秀同志委托，过来审查军队同土匪勾结的案件的。当然，我相信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。

    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，因为这起案子并不单单是一个出卖枪械的案子，而是反动势力对于劳工阶层及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动。

    那些反动士绅在报纸上为攻击六安县城的土匪辩护说，他们原本都是些良民，因为土地改革夺取了他们的土地，使得这些良民变成了暴民，才有了这一场六安之兵灾。然而土地改革并不是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，而是要从大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交给农民，实现耕者有其田。

    我相信，分到了土地的农民是不可能成为暴民的，那么那些所谓的良民是什么人？是那些从来也不会下地种田的老爷们，是那些不劳动反而要拿走农民大多数产出的老爷们，是可以花几十上百大洋购买枪支的老爷们。老爷们买了枪支做什么？一是恐吓农民为自己劳动，二就是抵抗革命委员会夺走他们的土地，这就是良民变为暴民的故事。

    那么士兵同志们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家里有几亩田？革命委员会拿走过你们的土地吗？”

    台下的士兵们不由互相交头接耳了起来，这个时代是好男不当兵的时代，家里但凡有事可做都不会跑来当兵，只有那些知识青年会在革命时毫无顾忌的投军，但他们投奔的也是革命军，革命一结束，这些知识青年也就退伍了，留下的也很快成为军官了。

    因此，士兵们商议了半天之后，终于有人大着胆子向张国焘回应道：“没有，革命委员会没拿走过我家的田地，不过也没分给我家田地过…”

    有了这样一名士兵带头，底下的士兵开始稀稀落落的回应了张国焘，最终变成